先立后破推进能源转型

　　减碳一定要把握好先立后破这个原则。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，必须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。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淮北矿业集团煤电技师学院高级工程师杨杰表示，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。现阶段，要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，同时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，推动煤炭与新能源优化组合。

　　杨杰代表认为，应加大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。鼓励开展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攻关，将碳捕捉、碳封存、碳循环利用等关键性技术攻关项目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能源重点创新领域和重点创新方向，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工程建设，重点突破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关键核心技术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，布局要做好“全国一盘棋”，要算好“西能东输”的经济账，把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。目前，跨区域消纳不足、电网调节等仍制约西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，要研究如何破解西部有电发不出、发出卖不掉等难题。还应算好“产业转移”效益账，不让西部在“存量减碳、增量避碳”的产业发展中掉队；算好“固碳增汇”生态账，打通西部“点绿成金”转化通道。

　　沈南鹏委员建议，加大跨区可再生能源配置建设，落实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合理承担相应清洁电力发展责任。同时，以单位GDP碳排放考核带动换道领跑。此外，做实碳贡献的量化和补偿。扩大西部地区风光电发展的土地供给，让西部减碳贮碳固碳地区得到更多实惠。

　　加快推广绿色低碳技术

　　“有研究数据表明，仅靠自然系统实现碳中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”关于技术赋能“双碳”，全国政协委员、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（高级研究院）副院长宋青认为：“自然系统无法‘消化’的碳排放量，就要交给科技来解决。”

　　在碳排放的全链条全环节中，绿色低碳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在源头上，可再生能源、氢能等关键技术可推动传统化石能源的应用向新能源转换；碳排放过程中，低碳技术、低碳工艺对工业流程的再造和提升将大大地降低碳排放量；碳排放后，碳捕获等负碳技术的应用成为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关键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龚胜生告诉记者，三氧化硫的限排和治理更为迫切。三氧化硫是大气中二次“气溶胶”的重要组成，燃煤电厂因烟气中的三氧化硫生成的凝结物，会加剧空气预热器的腐蚀和堵灰，使能耗增加，影响电厂安全运行。龚胜生委员建议，加快制定三氧化硫排放限值政策，加强燃煤电厂提标改造的政策支持，加大燃煤电厂三氧化硫治理技术试点推广力度，建设三氧化硫污染物排放监测信息平台。

　　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英视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宗表示，当前，我国碳监测与评价体系面临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缺乏、监测网络薄弱等问题。建议加强二氧化碳监测技术与标准研究，既要建立全国性、高密度、网格化的地面监测体系，也要加强二氧化碳卫星遥感技术研究，并建立自主研发、自主发射、自主运行的卫星监测体系。在实现监测数据覆盖性、连续性、独立性的基础上，加强二氧化碳排放精细化监管方法与体系研究。

　　针对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，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、原董事长董强表示：“氢燃料是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的清洁燃料，但现阶段大规模氢气的安全获取、安全储存、安全运输、安全使用等仍是全球性难题，相关技术、标准都是攻关重点。”

　　如何突破绿色低碳技术的现有瓶颈？董强委员建议，强化基础科学研究，提升原创能力，加强绿色能源、绿色工业、绿色消费等环节的重大战略技术支撑，通过技术不断改进迭代，提升绿色低碳技术的成熟度。

　　“实现‘双碳’目标迫切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郑杰说，以数据中心、5G为核心的“新基建”是实现“双碳”目标的重要基础。目前，数字“新基建”的能耗与碳排放量问题不容忽视，要有序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郑杰代表建议，加快数字“新基建”的能耗评价和碳排放标准建设，建立更科学合理的数字“新基建”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碳排放评价体系；加快推进能耗智控建设，积极鼓励能源管理领域5G、物联网等数智技术的应用，鼓励搭建满足区域性、行业性发展特征需求的管理平台，实现数智析碳、精准降碳。

　　完善激励约束机制

　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，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“双控”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转变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，推动能耗“双控”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转变，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。宋青委员说：“这是立足国情，基于我国‘产业结构偏重、能源结构偏煤’的客观实际，将有效遏制‘运动式’减碳和‘一刀切’控碳等现象。”

　　宋青委员认为：“这是重要转变，意味着更有弹性的能源管理机制正在构建，更有利于能源行业发展空间拓展。”

　　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表示，能耗“双控”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“双控”转变是制度调整的正确方向，碳达峰碳中和的核心是排放总量控制，应尽快建立起国家层面的排放总量控制制度。建议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开展二氧化碳排放增量控制试点，为全面建立“双控”制度，最终实施碳总量控制提供实践经验。加快扩大碳市场规模和市场基础能力建设，与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相融合。